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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视立言传世为不朽之业，与立德、立功并立，成就三不朽之伟业。因此，凡著书立说或校勘工作，必须以极端的严肃认真对待，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和敷衍。然而，中医典籍如山叠海涌，鱼龙混杂，难以避免。即使是医学名著，也会有瑕疵和错误之处，信手拈来就有数例。
（1）赵养葵的《医贯》一书，对于命门真阴真阳之说的阐述具有一定可取之处，然而书中存在的瑕疵和错误亦不少。在引述古方时，便可见其瑕疵。例如，桂枝汤中本应含有姜枣，他却置之不理；小柴胡汤仅记录了柴胡、*芩、甘草三味药；白虎汤则添加了人参、竹叶，还将粳米改为糯米等。此类错误比比皆是，令人不胜枚举。
在论及金匮肾气丸时，赵氏言道：“此方以八味丸为主……又有车前、牛膝二味，最为切当，方见《金匮要略》，故名金匮肾气丸。”他将《济生》方误作《金匮要略》方，实属张冠李戴。而“消渴论”一节更是荒诞不经：“……昔汉武帝病渴，张仲景为处此方，至圣玄关，今有可想，八味丸诚良方也。”徐洄溪对此贬责道：“仲景是汉献帝时人，与武帝相去三百年，明明可考，乃造出此语何耶？赵氏所谈，无往非梦，此则又梦之最不经者！”由此可见，赵氏之言实在荒谬至极，不足为信。（2）《温病条辨》这部流传近两个世纪的医著，如一阵旋风横扫海内，让吴瑭的名声在医界如日中天。他以郑重的态度，将“立德立功立言”这三位一体作为自己的座右铭，为世人展示了一代名医的风范。在凡例中，他谦虚地表示：“是书虽为温病而设，实可羽翼伤寒。”然而，尽管他的学识和贡献无人能敌，但若论精细严谨，吴氏与仲景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。
让我们翻开这部经典之作，看看吴氏是如何模仿仲景的。在《伤寒论》中，桂枝汤增加桂枝的用量便被冠以“桂枝加桂汤”的美名，而四逆汤中重用干姜则以“通脉”二字彰显其功效。仲景的处方用药一丝不苟，成为千古流传的典范。然而，吴氏在著作中大言不惭地表示“是书仿仲景《伤寒论》作法”，那么，他的银翘散又是如何仿法呢？
银翘散由十味药组成，原方中并无元参。例如，“上焦篇”第4条提到银翘散方加减法：“……项咽肿痛加马勃、元参。”而在“中焦篇”第22条中云：“阳明温病，下后疹续出者，银翘散去豆豉，加细生地、大青叶、元参、丹皮汤主之。”这明确告诉我们，银翘散中原无元参。但“上焦篇”第16条却云：“……发疹者，银翘散去豆豉，加细生地、丹皮、大青叶，倍元参主之。”这里所列的方药标明明明“元参加至一两”，可见银翘散原本就有元参，而且用量高达五钱。另外，“上焦篇”第40条提到：“太阴伏暑，舌白、口渴、有汗，或大汗不止者，银翘散去牛蒡子、元参、芥穗，加杏仁、石膏、*芩主之。”这里却又暗示着银翘散应该包含元参。关于银翘散是否有元参的争议在60年代的医学杂志上曾经一度掀起波澜。依我看，这不过是吴氏粗心大意所导致的过失，后人不需为此争执不休了。此外，《温病条辨》还收录了两首青蒿鳖甲汤。一首见于“中焦篇”第83条，主治“脉左弦，暮热早凉，汗解渴饮，少阳病偏于热重者”，药用青蒿、知母、桑叶、鳖甲、丹皮、花粉6味。另一首则见于“下焦篇”第12条：“夜热早凉，热退无汗，热自阴来者，青蒿鳖甲汤主之。”药用青蒿、鳖甲、细生地、知母、丹皮5味。这两首青蒿鳖甲汤虽然同名为“青蒿鳖甲汤”，但药物组成和主治却各不相同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两首方剂都源自吴氏一人之手笔，可见他粗心大意到了极点。（3）王孟英的学术思想深邃而精细，似乎超过了吴瑭。然而，他也有一些疏忽之处。《温热经纬·叶香岩外感温热篇》第九章在论及绛舌时，提到“舌绛而光亮，胃阴亡也，急用甘凉濡润之品”。王氏在按语中说：“光绛而胃阴亡者，炙甘草汤去姜桂，加石斛，以蔗浆易饴糖。”然而，这是错误的。王孟英误将小建中汤的饴糖移植于炙甘草汤中。他虽然一时疏忽记错了，但后来也没有仔细校勘。最令人惊讶的是汪谢城，他是一个官员，也懂得医学，对王孟英的著作进行了很多评价。如果汪氏遵循孔子的教诲，注重直、谅、多闻，仔细校勘，就不难发现这个错误。然而，他一看到王孟英的按语，就不禁大加赞赏，评论说：“以蔗浆易饴糖，巧妙绝伦。”这实在是笑话。
（4）何廉臣的《重订广温热论》广泛搜罗了各种方剂，其中嘉道以后的经验新方尤为珍贵。然而，其录方过多，未能察觉到重复出现的方剂，且妄加比较，以致出现更多的错误。此书第二卷“验方”一章中，既有“安宫牛*丸”，又有“新定牛*清心丸”，两方的药味、药量、制法、服法完全相同，实际上仅为一方而已。何氏常常采用近世的验方验案，或加上新的名称，或冠以“新订”二字。经过笔者对校，其中的“新订牛*清心丸”是何氏从《温热经纬》中抄录而来的。只因王孟英贬低《温病条辨》，不用其“安宫”之名，而只称“一方”；何氏未加核对，误认为另是一方。当然，忙碌中出现错误在所难免，但何氏却加上按语说：“安宫牛*丸最凉；瓜霜紫雪丹次之；犀珀至宝丹、牛*清心丸、新订牛*清心丸、万氏牛*丸又次之……临证斟酌可也。”同为一方，只因名称不同，竟被说成一则“最凉”，一则“又次之”，这岂非笑话？
著书疏忽之误已如上述，编辑校勘医书，若粗心大意，亦可出差错。如：
（1）世所传《徐灵胎医书十六种》中，有六种可确信为徐氏真迹，分别是《难经经释》、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、《伤寒论类方》、《兰台轨范》、《医学源流》和《医贯砭》，而《慎疾刍言》则是徐氏在乾隆丁亥年（年）所作的晚年作品，也是其真迹之一。而《洄溪医案》是王孟英咸丰五年所得的抄本，其笔迹也与徐氏的手笔相似，但仍有待确认。至于其他医书，如《六经病解》几乎全抄自柯琴的《伤寒论翼》，没有徐氏的补正批注；而《伤寒约编》的文辞义理与徐氏的真作大相径庭。近世左季云所编的《伤寒论类方汇参》中所列的诸方，一为仲景原方药量，二为洄溪用量，意在指出古今药材用量有所改变，这原本无可厚非，然而左氏误认为《伤寒约编》是徐氏所作。而《伤寒约编》所用经方多有违仲景法度，更荒诞的是，此书将“发汗后身疼痛，脉沉迟者，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主之”误为“桂枝去芍药生姜加人参新加汤”，并妄加注释以说明去芍药、生姜的道理。由此可见，此书并非徐氏真作，而是左氏失察所致。
（2）裘吉生所主编的《珍本医书集成》一书，虽也有明显校勘核实之误。但对于《宜麟策》及其《续编》两书，裘氏曾亲自校勘。然而，在《提要》中他写道：“本书一卷，续集一卷，著者佚名，唯总论中自署曰宾，因不知其姓，无从考证。”实际上，《宜麟策》是《景岳全书·妇人规求嗣类》的第一章，由此可知裘氏并未阅读过《景岳全书》，甚至可能连目录都未看过。
当然，中医古籍数量众多，没有阅读过某一本书并不稀奇。然而，更令人疑惑的是，裘氏在校勘过程中是否认真阅读了全书。在《续编》的第一句中，他说：“张景岳先生《宜麟策》为求嗣者必读之书。今采诸书各论，编成四类以续之。”由此可推断，《宜麟策》的作者是张景岳，而“自署曰宾”的疑团也因此而冰释（因为张景岳的别名是介宾），何来“不知其姓，无从考证”的说法呢？只不过续作者尚未署名罢了。裘氏作为医学界的知名人士，校勘医书时竟如此粗心大意！以上所述，并不是我对古人之书肆意吹毛求疵，实际上，我在中年之时，也犯过类似的错误。如今回想起来，仍然让我感到惶恐不已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曾经阅读周岩（伯度）所著的《六气感证要义》（《珍本医书集成》版本），我非常喜欢其词理明畅，令人诵读不辍。而且其自序明确指出：“集中注拙拟者百数十条，悉注家屐齿所未经……”，我深信这些都是周氏自己拟定的。
在年，余治愈了一例暑温后期的眼球震颤全身瘫痪患者。在撰写的文章中，引用了周岩的“拙拟”一条，内容为：“夏月人身之阳，以汗而外泄，人身之阴，以热而内耗，阴阳两有不足……”然而，在后来仔细思考后，我发现这句话非常熟悉，不知道在什么书中见过。
一天，某位学生告诉我：“老师教我等浏览喻氏的书，如今发现此语早已见于《医门法律》。我检查后，果真如此。周岩剽窃前人的名言为己有，我没有察觉，被他欺骗了。可惜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，无法更改，我感到懊悔不已。”
从此以后，我写作时就不敢草率行事了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动乱期间，文风不正，对医学界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，粗制滥造的作品不少。过去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，未来的道路还可追赶。我本古为今鉴的宗旨，略举几个例子，以此自警，同时也与同道们共同努力。#中医文化#